朋友写了篇文章刚 (2024.1.3) 在《钱江晚报》副刊“晚潮”中发表,也分享出来。以下为正文:
昨夜,我又一次梦见父亲。他身穿蓝色布衫,手提毛竹水壶,在灶头旁灌水,似乎要上山劳作,我望着他,心中涌起许多话语,却哽咽在喉,无法言说。醒来,已泪湿枕巾。
我的父亲,生于1949年,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老三。为了生计,十岁便辍学与爷爷共同担起生活的重担,到生产队养猪,放牛。因为他属牛,且每天去放牛,因此,小伙伴都亲切地称他为“小牛”,久而久之,他的真实名字就被淡忘了。
在青少年时期,父亲除了照料猪牛,同时还要跟爷爷去陡峭的山林,背着十几米长的毛竹。穿着草鞋,翻山越岭三十里路,背到上虞丰树坪镇,只为能多卖几毛钱(当时一根毛竹六毛钱),汗水模糊了双眼,湿透了衣衫,但他们无暇停歇,因为天黑前还要返回棠溪。饿了吃几个烤土豆,渴了喝一点山泉水。
从棠溪到岭南的这条路,洒下过父亲与爷爷的辛勤汗水,也见证过父亲与大姑的姐弟情深。
大姑嫁到上虞岭南,姑父是石匠,长期在采石场凿石头。大姑带着两位年幼的表哥,里里外外忙不完。那时用柴量大,山里杂柴几乎砍得一根不剩,造成了严重的柴荒。于是,爷爷与父亲就在离棠溪五里外的深坑砍柴,砍完后,与刚刚赶到溪山村的大姑汇合,三个人挑着柴,走二十五里的山道到阮庄,每年秋冬得来回挑二三十次,肩膀磨破皮、渗出血是常事。
四明山海拔高,雨水多,雾气重,由于父亲长期在风雨中劳作,寒湿入侵,从而患上了慢性类风湿关节病。
父亲三十岁那年生的我。从我记事起,风湿就时常侵扰他,关节疼痛,腿脚肿得无法下地。四处寻医问药,切脉调治,中医西医,然而所有的治疗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依赖一种“强的松”的西药,才能稍作缓解。医生吩咐其不能过度劳累,不要上山劳作。但他说身为农民,不劳动怎么生存?每当病情稍有好转,立刻投入到繁重的农活中。
我家的田地位于几公里开外的大湖头顶,山道崎岖。耕田、插秧、割稻、挑稻草,这一切,都需要比别家多付出几倍的精力。春天耕田,脚踩下去,冷得刺骨,父亲一锨锨将田泥挖起、敷上、筑好一条条新田埂。谷雨时节,一担担压弯扁担的秧苗挑到山顶,一行行一丘丘来回插完。夏天干旱,水源紧张,白天和前半夜抢田水的人多,父亲就选择后半夜去守水,直到天亮田水灌满,才安心回家。秋天稻谷成熟,父亲和叔伯们抬着打稻机,稻桶,天蒙蒙亮就出发。下午又挑着一担担沉重的稻谷回家,为了节省时间,午餐就在田边吃冷饭,冷菜充饥。
从饥荒年代过来的父亲对粮食格外珍惜。有一天早晨晒稻谷,我失手洒了一地,父亲狠狠地给了我一记“栗子勾”,命令我一粒粒捡起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动手打我。
我曾问父亲,为何别人的田地都挨着村庄,而我家却如此偏远。父亲缄默不语。小姑告诉我,父亲为了照顾小叔,主动把近的、好的,留给小叔。差的,远的,留给自己。
后来小叔在一次意外中身亡,倏忽间阴阳两隔,看着早上还与他说过话,中午时就猝然离世的小叔遗体,父亲泪如雨下,他说小叔儿时被一枚桃核卡住喉咙,是他用双轮车拉着他,一路狂奔去梨洲医院,捡回了一条性命。旧事如昨,他多么希望我的小叔,能再一次睁开眼睛啊!
骨肉亲情永远在。小叔走后,父亲为婶婶一家劈柴,挑水,种菜,倒污臭难闻的粪桶,从无一句怨言,堂弟生病,父亲背着他到医院跑来跑去,尽到做大伯的责任。
父亲十分节俭。太阳一落山,就催促我们上楼睡觉。他说省下几度电,可以买一包盐。以至于仲林叔每次来收电费,看着那一点点电量,以为电表出了问题。
我家住在山半腰,站在屋门口可一览村庄全貌。一日傍晚,下棠溪有户人家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父亲见状,大喊一声:“不好,着火了。”提上水桶赶去救援。我与母亲站在门前,看着肆虐的火光,心一阵阵揪紧。大火熄灭后,父亲满身疲惫到家,衣服破了,头发焦了,脸被烟熏得乌黑,母亲道:“你腿脚不便,万一出点事,我们家里怎么办?”父亲一边洗脸一边说:“情况危急,哪里顾得上这些。”
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父亲的十个手指关节越加肿大,变形,手臂弯曲,肌肉萎缩,小腿皮肤溃疡,脚趾挤在一起。针灸、艾灸、西药、中药、喝蕲蛇酒,吃毒蜈蚣,试了很多偏方秘方,然而都无济于事。父亲的病痛,母亲的眼泪,使得家里一片忧心忡忡。
四明山的冬天异常寒冷,冰雪覆盖,山风号叫,路面滑得让人心悸。其他孩子都由父亲背着去,而我却不能。他在我的球鞋上系两根防滑的稻草绳,拍着我的肩膀道:“囡囡,你是最棒的,大胆地走,慢慢地前行。”多少次风雪中,我回头望去,总能看到父亲拄着拐杖站在路口,目送我渐行渐远的背影。
父亲从未参加过我的家长会。有次老师上门家访,他局促不安地解释道,他的形象可能会让那些小同学们产生不好的影响。确实,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父亲挑着重担,佝偻着身子从操场边经过,有些男同学,故意跑到我面前喊:“小牛来了,小牛撇脚来了。”我气得咬牙切齿,然后他们又无赖地说:“我们说的是牛,牛又不是你爸。”
我哭着回家,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不要难过,就当耳旁风。”
秋去冬来,日子在疼痛中一天天熬过去,父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肋条棱棱可数。我劝父亲不要再下地劳作了。可是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父亲说,田地荒芜,心里过意不去。远的地方去不了,他就在家附近见缝插针,哪怕巴掌大的一块地,都被他种得满满当当。有次我回家,看见他身上用一块布条绑着锄头,脚步踉跄地从山里下来,我问:“爸,你去哪里了?”他说:“趁我还能走几步,去后门山地里看看。”我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去削草了。
每次回村,村里大伯大嬷总跟我讲,你妈外出做保姆,你爸独自在家,他的腿脚,手掌都已经那样了,还上山捡柴,修剪茶叶,种菜,你劝劝他,不要上山,万一摔跤怎么办。可是,这一切,父亲从来都是隐瞒着,电话里他总说:“爸爸一切都好,能吃能睡,你们放心。”
六十七岁,风湿入侵到他的心脏,累及多个内脏系统,胸闷气喘,肾衰竭。浙一专家说,只能换个心脏瓣膜试试,若手术成功,还有三五年生存时间。我们征求父亲意见,他说:我活到今天,已经够了。
父亲此生未出过远门,来杭州,我带他看看钱塘江,已然十分知足。不过他多年来的心愿是去见一见舟山跨海大桥,在余姚住院期间,弟弟载着他去了一趟,可是身体不适,已无法欣赏多看几眼。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父亲离世的前一天,我在公司忙碌。母亲来电,父亲在一旁微弱地说:“春地,爸爸眼睛看不见了。”我奔下楼,跳上出租车飞奔而回,路上心如刀绞。父亲躺在床上,双眼满含泪水,他那僵硬畸形的手牵着我说:“春地,从小到大,爸爸没能力让你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你们受苦了。”“爸爸,你别这样说,没有你,就没有我。有你的日子,我很安心,很幸福。”
那夜的月光从小小的窗里透进来,形成一道细细的光柱,幽幽地照在父亲苍白的脸上。母亲抱着父亲,我和弟弟抚摸着父亲的手。凌晨四点,父亲的呼吸气若游丝,我们喊他,他的手指轻轻动了动,微笑着,缓慢地合上了眼睛,似睡着般安详离去。
那夜,我的世界里,月亮和星星是黯淡的,山风是呜咽的,鸟雀是静默的。
那夜,父亲与我们永别了。
那夜,我失去了爱我至深的父亲。
时光如流水,转眼父亲已离开我们八年。这八年来,许多陈年旧事早被时间冲淡,但关于父亲的记忆,却始终清晰如昨。他的相貌,声音,走路,劳作,疾苦,乃至他普通而艰难的一生,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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