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小林与小刘等三被告原为上下级同事关系，被告小刘的电脑原为公司配备的办公电脑。2021年5月某日，公司与被告小刘解除劳动关系，原告小林通过微信向被告小刘发送通知，随后收回放置于小刘工作桌面上的电脑。被告小刘由于无法进入公司，只得通过远程操作退出电脑微信。
法院还查明，小林收回小刘的电脑时，电脑未关机，遂通过脱机状态翻看了小刘的微信历史聊天记录，发现小刘及其他两名被告建有一微信群，在2021年2月2日至22日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于是，小林通过小刘电脑自带的录屏功能，对小刘等人在2021年2月期间的聊天记录进行取证。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办公电脑虽应用于工作，但微信作为常用的即时通信软件，其中的聊天记录不必然全部为工作内容，还可能包含使用者不愿被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聊天记录，即私密信息。被告小刘在原告小林取证之时已通过手机退出微信，这意味着小刘明确表达其不愿他人知晓微信聊天记录的意愿。原告小林取证的过程中，在明知微信聊天记录可能存在隐私信息的情况下，未经允许翻看被告小刘个人微信账户中聊天记录的行为，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法院认为，虽获悉涉案微信聊天记录为证明侵权言论存在的前提性条件，但是，从原告小林的取证过程看，其并非明确出于取证目的、情势所迫而实施上述行为，也并非偶然获悉涉案微信聊天内容，而是在明知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情况下，通过翻看他人微信聊天记录从而获悉涉案内容，属于侵权在先而取证在后。
本案既涉及原告名誉权又关乎被告隐私权，如何平衡二者权益？法院认为，“两益相权取其重”，原告小林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取证时需符合“比例原则”。从利益衡量的情况看，原告小林欲通过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方式，追究他人在私人聊天时可能侵害其名誉权的责任，此种方式超过原告维权之必要，若不排除该证据，无异于承认和鼓励此种故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
法院最终认定，原告小林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未尽到所主张事实相应的举证责任，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