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发指导案例，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认定标准
最近，最高检发布的一份指导性案例火了。
01
一个热知识
这份指导性案例是《王春雨、杨玉忠受贿案》。
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第一反应是：
“王春雨、杨玉忠是谁？他们做了什么？”
其实，这个案子的核心并不复杂。
核心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
根据最高检的指导性案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四个基本方面。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何认定这4个要件呢？
举个例子。
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理解不同，导致20余人在J省补缴社保后无法在北京接续。
于是，王、杨二人成立公司，帮助这20余人补缴社保，并收取代理费。
那么，王、杨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
这就涉及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认定。
首先，看主体要件。
王、杨二人成立公司，帮助他人补缴社保，属于营利活动，因此二人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看客体要件。
王、杨二人明知他人补缴社保是为了获得利益，仍然提供帮助，侵犯了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
再次，看主观要件。
王、杨二人明知他人补缴社保违法，但仍然选择提供帮助，说明二人具有受贿的故意。
最后，看客观要件。
王、杨二人通过提供帮助，直接实现了他人获取利益的结果，满足了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因此，王、杨二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刑法因果关系是客观的，判断应坚持客观说立场。犯罪成立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先客观不法，后主观责任。有些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发展过程，结果与行为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要件。
02
一个重要提醒
最高检发布的这份指导性案例，还有一个重要提醒：
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什么意思？
还是以上面的案例为例。
从表面看，王、杨二人成立公司，帮助他人补缴社保，并收取代理费，这似乎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背后的一些细节。
比如，王、杨二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又比如，王、杨二人是否明知他人补缴社保违法？
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可能会导致误判。
所以，我们在认定犯罪时，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还要深入挖掘背后的本质。
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客观归罪”的误区。
这也是最高检发布这份指导性案例的一个重要目的：
提醒我们在认定犯罪时，既要注重客观事实，也要兼顾主观恶性。
03
一个深刻启示
这份指导性案例还有一个深刻的启示：
法律是活的。
什么意思？
还是以上面的案例为例。
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理解不同，导致20余人在J省补缴社保后无法在北京接续。
于是，王、杨二人成立公司，帮助这20余人补缴社保，并收取代理费。
如果按照过去的标准，王、杨二人的行为似乎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可能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行为的定性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机械地套用条文，而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
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这也是我们学习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法律是活的，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去运用。
04
一个经典案例
最后，再分享一个经典的案例。
某工程检测公司为了承揽业务，给相关领导送钱。
具体操作是：朱某等人成立空壳公司，挂靠到有资质的公司名下，然后以该公司的名义去承揽业务。
在项目完成后，相关人员会按照约定的比例给朱某等人回扣。
最终，朱某等人共获利168万余元。
这个案例中，朱某等人的行为显然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因为朱某等人虽然挂靠其他公司，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同时，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回扣，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
因此，朱某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合法行为是员工通过劳动获得合理报酬，本案中朱某等利用虚假计量获取回扣，不属于亲朋好友的礼节性馈赠，也不符合正当业务行为，构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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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议话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范围与行为性质存在争议。
主体范围包括国有单位、个体工商户等，认定身份需考虑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行为性质方面，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纯的事后受财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等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你怎么看？
